太平镇的农民合作社：集体与农村信用社打交道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来到梨树县农民合作社调查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倡导者姜柏林正在为农民讲课。

　　梨树县是全国产粮大县。当地农民说，过去由于多数农户贫穷，还款能力低，农村信用社为了规避经营风险，只对少数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活动给予少量贷款。一段时间以来，农信社增资扩股，结果部分入股的农民是“花50元买回个小本子（股金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问题。每到备耕时节，农民都为缺少资金而大伤脑筋。

　　银监会四平市监管分局干部姜柏林介绍说，“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姜柏林长期从事农信社体制改革和调研工作，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平市农村信用社监督指导科巡视员的姜柏林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统一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农产品，获得批零购销差价利益，再将收入拿到农信社入股，通过联保贷款支持生产发展，形成农民通过合作社入股信用社，信用社通过合作社联保贷款给农民的互动发展模式。这种“股权信贷”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信用社－农民”的信贷模式，形成“信用社－合作社－合作社成员”的新模式。

　　事实上，过去农信社面对一家一户发放贷款，不仅产生高额的交易成本，而且难以贴近农民的需要，结果是农民的生产受金融制约；农信社因业务量不足也难有发展，只能靠国家的特殊政策如上浮利率等来维持。农信社通过合作社组织与农民打交道，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化解农信社的金融风险。

　　姜柏林的想法得到太平镇李家村农民田永海等8个养猪户的响应。他们按这种思路，创办了“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首批集资3000元到镇农信社入股。农信社当年就向合作社农民发放了四笔贷款。农民在用贷款采购浓缩饲料时，厂家卖给这个“大客户”的饲料价格每吨平均比市场零售价低550元，仅此举便节支增收1万余元。扣除合作社管理费用后，这笔钱按每户的交易量全部返还社员，再由社员集体拿到农信社入股。年末猪出栏后，社员一次性将贷款结清。通过一个生产周期的磨合，农民合作社与农信社初步建立起信用关系。

　　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发现，当自己的经营活动或市场出现波动时，合作社能够及时化解风险。社员李春山没搞好防疫工作，养猪赔了数千元，贷款还不上，生产无法接续。为此，合作社先帮李春山还贷，又通过联保为他贷款5万元。李春山用这笔钱购进120头仔猪，饲养94天出栏，净挣1.4万元。拿到钱后，他连家都没回，就去农信社还贷，并主动入股5000元。目前，合作社已发展到36户，股金增长到60余万元，贷款由当年的7万元增加到去年的450万元，年户均收入超过5万元。

　　榆树台镇的农民合作社：农民有了自己的“小银行”

　　四平市榆树台镇闫家村不少农民说，“我们有了自己的银行！”当地农民新型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把民间资本转化成农村金融资本，成了农民自己的“小银行”。 

　　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的社员们

　　榆树台农民合作社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资金互助起源于闫家村社员李丙玖的一次借款。2004年，李丙玖家出现资金困难，合作社各家尽自己的所能借给他部分钱，没有钱的社员给李丙玖借款做了担保，大家都签字画押。当地农民根据这一模式，成立了闫家村资金互助合作社，采取社员集资再服务于社员的办法，互助资金的股金由社员入股，分为资格股、投资股、流动股和社会公共股。

　　合作社章程规定，以农民身份入社的最低标准是200元为资格股，每增加400元即获得一投资股，增加一个表决权；非农户获得资格股和投资股的标准分别为500元和1000元；随入随出、没有数额限制的为流动股，流动股无表决权，只享受分红；合作社成员以外的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捐助的资金为社会公共股，资金年终红利计入合作社积累。

　　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国说，资金互助只限于入股成员内部，由个人申请，社员大会表决通过。农民身份的社员可享有入股资金6倍的资助额，非农身份享有入股资金80％的资助额，流动股没有受资助权。得到资助的成员需要五户以上社员担保，并支付5厘利息。临时用款不足10天者不支付利息。目前，合作社共吸纳了43户农民，他们共经营土地53公顷，养羊养猪约3000头；社员入股资金3万余元，放款2.76万元。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已帮助7户社员脱贫致富。

　　不少农民说，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小银行”，随取随用。社员张超结婚急需2000元，想把家里的3500公斤玉米卖掉，当时的玉米价格每公斤仅0.7元。合作社知道后，让他先不要贱卖，如果需要用钱可到合作社借款。两个月后，玉米价格上涨到每公斤0.94元，张超出售玉米多得了800多元。社员张志学因妻子有病、孩子要上学而急需1000元，也是靠借合作社的互助金解决了燃眉之急。

　　农民互助合作金融，除了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满足农民需求，还能有效地建立起国家帮助农民的体系。比如农业发展银行或财政通过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转贷给农民，可以降低运作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的挪用和截留；同时能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农民互助合作金融还能建立起资金回流机制，利用农村的巨大市场和利润前景，吸引城市资金下乡，促使工业反哺农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不仅对区域内的人吸收存款和提供信贷服务，还可吸收居住在本地的非农户的存款。从制度本身看，这种合作金融组织的活动面不宜太广，只在社区内部服务，解决农户的小额信用需求。这种农民内部合作组织的管理具有成本低、监督机制自然天成和几乎没有监督费用等优点。

　　胜利乡的农民合作社：“要把农民的一生安排好”

　　看病难、上学难和缺乏养老保障，是过去困扰农民生活的三大难题。梨树县胜利乡农民郭连伟探索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方式，以“消费合作＋医疗教育养老合作＋资金互助合作”的方式，再造农民福利，提出“要把农民的一生安排好”。

　　郭连伟家的门口挂着“胜利乡农民合作社”的牌子；屋中除张贴着“合作社章程”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墙上的“医疗教育保障费积累表”、“医疗保障费支付表”和“教育保障费支付表”。“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帐户上，都有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郭连伟说。

　　据他介绍，基金的来源是从农民参加合作社统一购销生产、生活资料时省下的钱和获得的利润中提取的。分配提取比例为：纯利润的12％提公积金，8％提公益金，其余80％提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年终结算计入个人账户。公积金作为合作社的积累，公益金用于社会捐助，三项保障基金用于农民的个人福利。目前，合作社社员的三项基金积累达15436元。

　　合作社的话题，成为梨树县农民热议的焦点。

　　胜利乡合作社的理事长郭连伟是一个乡村医生。据他介绍，社员医疗、教育基金的使用根据社员家庭的实际需要来调节。社员生产100头猪，通过合作社购料100袋，就可以节余400元保障基金。如果社员一家人身体健康，没有发生医疗费用，而孩子上学需要280元费用，就可以通过合作社向学校划去所需费用，并在社员的基金账目上作出手续；账目反映基金余额120元。社员继续消费，基金继续增加。

　　在合作社中，如果社员遇到特殊情况，某一项保障基金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时，还可以通过合作社制度，建立基金互补往来账目手续，以应对暂时的困难。单个社员会得到多个社员或全体社员的联合帮助，通过账目间的转换平衡手续，可以用以后的基金积累逐步偿还。例如，社员王俊起由于种养业规模不大，保障基金才发展到28元，不够孩子的上学费用，因而一度产生让孩子辍学的念头。社员郭生栋把自己账上的基金暂借给王俊起，使孩子留在了学校。

　　“社员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郭连伟说，医疗、教育两项基金确立后，他又想到可以从社员的医疗消费中形成积累，成立养老基金。为此，合作社成立了合作医疗站，就医看病平价收费，并把医疗费和药品差价费通过处方和年终医疗结算清单，重新返还农民，形成个人专项养老基金。社员再到医疗站打针用药，医疗站不再挣钱，而将原来的药品差价和医疗费作为养老基金存入个人账户。

　　在郭连伟提供的一份清单上，是社员郭连和通过医疗消费而成的养老金积累过程：医疗消费总额94.7元，其中药品零售额73.7元（成本额62.5元，差价11.2元），医疗费21元，养老基金积累金额为医疗费加药品差价之和，计32.2元。

　　养老金的建立，免除了不少农民的后顾之忧。56岁的社员张树江体弱多病，没有能力从事种养业，生活比较贫困。2004年末，他积累了专项养老基金276.2元。老两口高兴地说：“农民有养老金，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虽然我没有儿女们照料，可慢慢积累，再过十年八载，到老年后也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合作社监事长方明文今年46岁，他2002年加入合作社后，当年就积累了基金892元，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支付了孩子的上学费用；现在孩子已经毕业并找到了工作，这样方明文以后的积累就可以全部作为养老基金了。

　　梨树县农资局负责合作社工作的王晓光科长人说，胜利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增加政府一分钱负担的情况下，解决了过去集体经济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发挥了促进和谐的“稳定器”作用。